以写无题诗闻名的晚唐诗人李商隐，写过一篇传记《李贺小传》。文中说富有才华的诗人李贺于27岁时死去了，但他的死是因为“帝成白玉楼，立召君为记。天上差乐，不苦也。”身怀奇才的诗人李长吉，生前虽然“当世人亦多摈毁斥之”，不被重用，但终于有了美差——做了玉皇大帝的秘书。一句“天上差乐，不苦也”，便将李贺于世间所受的轻慢、压制和打击，粉饰得足以让人羡慕不已。
这种粉饰心态在古代中国可谓普遍的情结。比如看戏，人们最希望的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。所以，中国古典文学中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。有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之谓的梁山伯与祝英台，也是死后化成蝴蝶，成双逐对嬉戏于花间草丛的。尽管活着没有成就姻缘，但死后的爱情更美好。在许多人们喜闻乐见的戏剧中，小生虽然落难，忠臣虽然下狱，但到底还是中了状元、配了公主小姐，或最终成了神仙，总之是要有一条光明的尾巴。唯有这样看者才觉得高兴，才不皱眉头，才心满意足。归结这原因，当然可以说中国人原本善良，不忍佳偶离散，才子被杀，忠臣遭戮；或说中国人喜欢浪漫主义。可我觉得并非如此简单。对普通中国人来说，于现实中早已耳闻目睹了太多压制和残杀的悲剧，且酿成这悲剧的力量又过于强大，所以只好寄望于想象，寄望于成仙成神，在想象中粉饰现实。只是这种粉饰是一种无可奈何，聊以自慰罢了。李商隐的一生怀才不遇，所以好心人就希望长吉升天，并感叹玉皇大帝的知人善用。
如果说这样的粉饰，还带有美好的愿望，还有一种粉饰就是刻意为之的了，明朝的儒士们最为典型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前选定长孙朱允火文做皇帝，即建文帝，然而，建文帝的叔叔燕王朱棣却不肯向侄儿俯首，便找了个“靖难”的借口起兵打下南京，夺了皇位，烧死了朱允火文，自己做了皇帝。以儒家的道德准则看，这是件极没有面子的事情。但儒士们自有顾全面子的办法：修改谱牒，编造史料，硬是把庶出的朱棣粉饰成了朱元璋的嫡亲儿子，之后还把与此相左的史料抽掉销毁了。这样，杀侄夺位的朱棣便成了正统。但这样的粉饰到此还不能结束，朱棣继了皇位，即杀了“读书种子”方孝孺等旧臣老将及族人学生一万余人。对女犯则是打入官妓，配为家奴。建文帝的大臣铁铉是力抗燕王入京的，所以朱棣即位后便将其油炸了，又把他的两个女儿打入教坊，做了官妓。这样的行径，对受命于天，视民如子，“纯仁至孝”的朱棣帝来说，终归是不光彩的。因而粉饰文章还要做，并转移到已入了教坊的铁氏二女身上。于是儒士们便说铁铉的二女，入了官妓后一直守贞，还写了首“教坊落藉洗铅华，一片春心对落花”的诗，且让永乐皇帝朱棣看到了。永乐帝感叹其“终不屈”，赦出并做媒配了士人。这样，杀父辱女的恶帝又成了体恤民苦的仁皇。但其实呢，那首诗不过是一位老妓所做，儒士们用了移花接木的伎俩，换了作者。而铁氏二女的真正下场，也只有天才得知其详。
儒士们的这番苦心，若按孔子“唯天子受命于天，士受命于君，故君命顺，则臣有顺命；君命逆，则臣有逆命”之说，如此粉饰朱棣，当然是应该的。因为他们就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，“吾皇”为圣主，“为臣”自然也是名臣。何况粉饰太平，掩盖丑恶，还能换来俸禄，弄大乌纱帽呢。最少也可以隐掉帮凶的责任。所以，浩瀚如海官定的二十四史，粉饰是少不了的。
但是，不论怎样精心的粉饰，终究是掩盖不了真面目的。历史可以改写，但民心自有公论。对现实的丑恶，仅用美好的愿望去粉饰，是无济于事的，所以善意的粉饰无效也没有必要。刻意的粉饰，虽一时有用，但终会被揭穿。
